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趋势与周期特点

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的趋势与周期特点

决定未来经济形势的主要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从趋势性力量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中长期下行压力较大；从周期性力量看，今年驱动库存和投资增长的因素较上年增多，但力度较弱、周期较短。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是潜在增速下降和短周期回升，与2012年两大力量同时施压、经济下行压力偏大有所不同。政策在做好稳增长、控物价和防资产泡沫风险的同时，应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释放现有增长潜力，加快培育新竞争优势，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增长阶段转换是当前经济形势的中长期背景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供求条件的变化，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将面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近期经济形势看，这一增长阶段的转换正在发生，经济增速在2010年2季度—2012年3季度期间出现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下滑。从失业和物价两大压力测试指标看，经济持续下行并未导致明显的失业和通缩，说明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在增长阶段转换期，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风险容易引爆，但只要政策得力、改革到位，我国有条件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在2020年前保持年均7%的增长。　　——近年我国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逐渐削弱　　一是劳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低端劳动力工资涨幅尤为明显。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跟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经明显高于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导致部分跨国企业低端生产基地从我国迁出。　　二是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2005年7月-2012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达31.4%，我国出口价格优势减弱。从国际比较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属于较高水平，2005—2012年间印度(-21.7%)、墨西哥(-16.6%)、韩国(-10%)等则出现了明显的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非中国制造”开始增多。(表1)　　三是重工业峰值临近。典型工业化国家普遍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1990年G-K国际元)时出现重工业比重峰值，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9136国际元。近年我国基建投资潜力下降，汽车、地产销售大不如前，未来居民消费向服务类需求升级，重工业产能过剩呈趋势性加重。2012年粗钢产量仅增长3.1%，钢价跌回十年前。(图1和图2)　　四是东部地区受综合成本上升和外贸不利因素影响，主要指标降幅较大，转型发展形势严峻，2004-2011年间东部GDP占全国比重由59.4%下降到56.3%，下降了3.1个百分点；投资比重由58.3%下降到48.4%，下降了9.9个百分点。　　——我国一些传统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仍然存在，新优势和新动力正在积极培育　　一是市场规模、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优势强大。我国拥有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我国道路、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明显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我国具备完整的产业链条体系，部分主要工业部门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2011年我国出口占世界比重达到10.4%，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达到19.8%，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及劳工素质较高，201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680万，居世界第一，智力资源优势明显。二是产业升级呈现积极态势，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不断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新技术、新业态正酝酿着新的发展机遇。三是近年东部地区主动转型，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近年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2013年库存和投资带动短周期回升　　商业周期是市场经济中由个人或企业自主行为引发的商业律动，并形成经济系统潜在的运行态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越来越大。近年三大商业周期成为影响全球和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是理解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钥匙。　　——从创新长周期看，当前全球处于低谷调整阶段　　长期看，创新的集聚发生及其退潮是导致经济从繁荣到萧条的根本动因。次贷危机及其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有其内在必然性。本世纪初，由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工程推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际上已走向衰减，美、欧、日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乏力，只是由于美联储反周期政策刺激出次贷泡沫，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全球产业转移而强劲增长，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回流美国支撑其地产泡沫，从而延迟了这场十年前就该发生的全面调整。　　这也就意味着，以次贷危机为分水岭，一个创新周期的时代结束了。全球经济将面临长期的调整，从实体经济的层面，通过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和技术变革，以为下一轮创新周期蓄积力量；从金融的层面，发达国家政府、居民和企业部门面临长期的去杠杆化，通过资产负债表调整以恢复“再出发”的能力。创新周期的低谷同时也是新技术、新产业积极酝酿的时机，最近以分布式新能源技术、3D打印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美欧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制造化、抢抓新兴产业机遇的重大举措。　　未来世界经济将逐步向由创新周期主导的潜势回归，在一个低于危机前的中轴波动调整。次生性危机将不断反复，并在世界经济最脆弱的链条上爆发。根据历次创新周期经验，谁能够率先实现由短期需求刺激政策向长期供给改革政策转变，有效调整工资、福利和汇率，激活微观企业创新活力，谁就能在下一轮复苏中抢占先机。　　——从设备投资中周期看，2013年驱动投资增长的因素增多，但力度较弱、约束性较强　　过去三十年，我国设备投资周期平均十年一轮，具有典型的“二八现象”，即逢二见底、逢八见顶，这是世界经济周期、我国政府换届、设备更新替换等因素叠加的结果。随着融入全球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共振，驱动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包括平均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技术创新与产品生命周期、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升级、主要经济体政府换届、全球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经济信心周期等。我国政府每次换届后，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扩大投资的积极性高涨，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换届效应。当前我国设备寿命和更新周期平均长度为10年，税法规定主要机器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我国大多数机器设备的物理、技术和经济综合寿命为10年左右。　　2013年驱动投资增长的因素较上年增多，但力度较弱、约束性较强。政府换届将带动基建投资的积极性，但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和融资平台高负债制约了地方投资扩张能力；房地产销售回暖将带动市场性房地产投资回升，但保障房投资下滑，部分大城市日益严重的房价泡沫将导致调控加码；地区产业转移、机器替代劳动和产业升级将继续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但出口低迷、利润偏低、FDI下降和产能过剩等负面因素约束性较强。　　受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投资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基建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这反映了各行业投资潜力的变化；在东部投资比重大幅下降的同时，中西部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制造业投资贡献最大，房地产投资次之，说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2011年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6.7%、52.2%；在银行信贷融资比重下降的同时，以企业债、城投债等为主的市场性融资上升，说明金融结构正在做出积极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系列重大结构变化是相互呼应的，并且均发生在2005年以后，即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改变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史性时点，预计2013年这些结构变化还将继续。　　——从存货短周期看，在通胀和需求预期引导下，企业将在上半年小幅回补库存　　本轮去库存处于尾声，部分行业已小幅回补库存。从2011年4月至2012年底，企业去库存已历时近两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速从2011年1-10月份的24.2%下降到2012年1-12月份的7.2%。由于本轮经济连续10个季度的超长回落，因此库存的回调期也超过历史平均。　　从主要产品的库存情况看，截至2012年12月份企业去库存效果比较明显，库存增速处在历史较低水平。2012年房地产市场回暖有力地消化了商品房库存和家具、家电等消费品库存，两轮近万亿稳增长投资有效地消化了钢铁、建材、化工等生产资料库存。9、10月份轨道交通项目大规模投放，钢铁库存大幅下降，钢铁行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速已由2012年1-7月的17.6%下降到1-12月的4.2%。去年11月份前后，煤炭、钢铁、建材、化纤、电子等行业开始小幅回补库存。　　综合考虑美国经济弱复苏、我国政府换届、通胀预期抬头等因素，企业可能在2013年上半年回补库存。但由于经济复苏力度不强与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补库存力度不会太大。　　潜在增速下降与短周期回升下的政策选择　　2013年我国经济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期周期回升，与2003年经济潜在增速处于高位时的周期回升不同，预计此轮周期回升的力度较弱、时间较短。今年应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在短周期的更迭中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我国供求条件的变化，经济潜在增速出现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商业周期影响日益明显。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超过以往，一旦潜在增速下降与外需低迷、周期回调等因素叠加，容易导致经济短期内过快下滑。同时，短周期的回升又容易使人产生经济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的错觉，放松转方式、调结构和促改革的任务要求。这些新变化对形势判断和宏观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调控目标、政策手段、实施渠道和政策有效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把握好经济运行的周期节奏，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2013年我国将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短周期回升，潜在增速下降意味着要加快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2013年上半年短周期回升意味着要控制物价和资产泡沫风险，在企业预期不稳、投资方向不明情况下，由于实体经济吸纳货币能力下降，要注意调节货币供给；当2013年底或2014年上半年双重受压、经济下行压力偏大时，应有稳增长的政策储备。与2003年经济潜在增速处于高位时的周期回升不同，由于潜在增速下降，这一轮周期回升力度较弱、时期较短，要注重政策的长短结合，把抓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再次，适当调整宏观调控重点，鼓励实体经济投资，提高政策有效性。过去我国基础设施缺口较大，房地产发展滞后，投资潜力巨大，在经济低迷时通过投放货币刺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提振经济效果明显，这是1998年、2009年我国走出衰退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潜力显著下降，如果延用以前的手段，政策有效性将大大降低，而财政金融风险、资产泡沫风险、通胀风险等负面效果明显增大，这是2012年我国稳增长时面临的政策困境。因此，宏观调控应顺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政策重点，由过去主要依靠需求政策刺激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转向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并重，通过大力发展市场性融资、降低行业准入、改革税制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实体经济投资。　　最后，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空间，应鼓励区域产业转移，形成地区专业化分工。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梯度空间纵深广阔，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应是多层次的，可以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东部沿海地区应逐步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适宜发展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当前要尊重市场规律，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引导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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